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教育起源很早。广义的家庭教育包括思想道德、各种知识文化、基本生活技能和社会经验，狭义的则一般主要是指思想文化层面的教育。

魏晋时期士族阶层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文化特质。每个大族都具有深厚的家学传统，其子孙后代也因此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这在客观上为其家族在学术文化领域延续、维护其家族门第和特权提供了重要。

汉代是一个逐步形成的历史时期。就其内容而言，这一阶段的家庭教育可以划分为“家学”、““诫子””一类。按教育水平分为童蒙教育和专门知识技能教育，前者以识字、写字等基础技能为主，经学、律学、史学、天文历法、医学、艺术等都是后者。

另一方面，儒家伦理逐渐成为家庭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不仅有利于家庭成员的良好家风，而且对社会风气、价值观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东汉以后，政局出现了分裂的动荡，专制的中央集权逐渐没落，而世家大族的力量则不断膨胀。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官学的衰落，私人教育的兴起，学校的教育重心也从官学转向了私学，而家庭教育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

第一，是家庭的传统。所谓“家学”，就是子孙后代，将这个家族的学术和文化传统，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并将其发扬光大。在此期间，以家学闻名于世的，多是当时的世家精英。家学的范围越来越广，不但有儒家思想，也有玄学、文学等，还有一些家庭传律学、医学、数学。

魏晋、南北朝玄学对传统儒家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士族以玄学和尚清论著称，但实际上，世家以经学为主，尤其是礼仪。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维持家族门第与名望是家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所以，各大世家大族，都会将培养优秀的后辈，视为家族的未来，对自己的子女寄予厚望。值得一提的是，在父母的教诲话语中，不时透露出对家庭文化水平的评价，可以说是时人家庭文化价值观的最好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教育在三个方面得到了发展。第一个方面是：家庭成员和家庭观众越来越多。在这个时代，除了贵族大族的家教之外，皇室的家教也是相当的成熟。在这一时期，由于频繁的政治更迭和社会动荡，出现了一批有远见、有教育思想的皇帝，他们非常注重子女教育，教育子女的形象也十分鲜明。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本时期的女性不仅有权利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且在家庭教育中的地位也逐渐开始凸显出来。北齐士人皇甫和，少年由其母夏侯氏“亲授以经书”，“及长，深沉有雅量，尤明礼仪，宗亲吉凶，多相洛访。”妇女广泛参与家庭教育，反映了妇女地位的上升，是这一时期思想解放的体现。

第二，家庭教育内容的多元化。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割据，打破了汉代“独尊儒术”的局面，各种思想都活跃起来，特别是以好《庄》、《老》、讲“清谈”、崇尚自然为标志的玄学兴起，更成为魏晋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的家庭教育虽然仍以儒学为主要内容，但玄学、佛学的盛行，仍然对儒学的正统地位形成了不小的冲击。

士族门阀一边继承经学之家学传统，一边浸染研习玄风、佛学，这一风尚或多或少地渗透到家庭教育中来，教育内容多元化的格局逐渐出现。西晋名士嵇康、阮籍等人的家教，在玄学家中有一定代表性。玻挪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吴郡顾氏等士族追尚玄风尤甚。

这一现象到南朝后期仍然持续，家传佛学的士族，如南朝吴兴沈氏之沈道虔，史载其“累世事佛，推父祖旧宅为寺”，其子慧锋亦“修父业，不就州辟”。南朝杜京产则自“高祖子恭以来及子栖世传五斗米道”，反映了道教也开始成为家学和家庭教育的内容。

第三，“家训”的盛行和系统家庭教育思想的形成。据统计，这一时期的“家训”类文献的现存者约有八十多篇，“家训”的流行，体现了当时家庭教育的盛况，也反映出士人对家学门风的高度重视。诸葛亮、王肃、陶渊明、王僧虔等知名人士，都力图以自己的人生观教育子弟，留下了许多值得重视的家教思想。

西晋著名学者羊祜在《诫子书》中告诫自己的儿子：“以父亲为耻，以父为本，以父为本，以诗为本。”有的“家训”往往是冗长的，有的甚至是用石头写成的，希望世世代代都能遵守。张烈在《《家诫》》中有一千多字。

而严之推《颜氏家训》则是对其教育实践的深入总结，首次提出了一种系统化的家庭教育理念，并创制了一种“家训体”的家训文献，将其分类、分类、分类，使其成为家族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家训”思想活跃、深刻、内容丰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颜氏家训》的出现，是中国家教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家教史上，家教在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顶峰。这个时期的家庭教育之所以繁荣，是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首先，在政治动荡、社会大变动的年代，社会各个阶层都有一种不安定、危机的感觉，此时家教的重要性倍增，士族更尽全力教导子女以求生存、求生存、求生存、求生存、求生存、求生存。

其次，在魏晋南北朝的各个阶层中，世家大族占有绝对垄断的位置，并在社会上形成了强大的势力。世家大族的父母大多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很多都是从汉朝的家族中传出来的，因此，他们的家训多以家学为主，当战争造成文教断绝的时候，对教育和文化的传承有很大的帮助。

此外，魏晋南北朝专制中央集权的没落，使官学出现了衰败和没落。士族力量的恢复，为家族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