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整个成长起到了无可取代的作用。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教育对于生的成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作用与学校教育的效果大致相同，甚至更强。

比如，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的科尔曼在1966年递交给美国议会的《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对4000所学校、60万名孩子进行了一次调查，得出了如下结论：“在学校条件、教师等方面，黑人学生的教育程度并不比白人学校好多少，这就造成了黑人学生的文化程度较低，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与白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是因为他们的家庭，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对他们的学校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学校教育的背景和底色。”麦肯锡公司在2017年发表了一篇报告，题目是《影响学生成绩的动因之亚太篇》。这份报告对2015年OECDPISA考试对亚洲学生的科学分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发现，除了个人心理因素外，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和老师因素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分别为15%~18%。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家庭教育的质量、父母的责任和能力，是影响孩子将来成长的主要因素。更重要的是，以上提到的所有研究和资料，都是在不断完善的学校教育体系，几乎占据了学生成长的“主战场”。

在人工智能时代来临的今天，传统的集中化、规模化、统一、统一的学习模式，在网络平台、慕课、翻转学习等技术的强有力支撑下，泛在学习成为趋势，在家学习必然成为学生接受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可供选择的基本方式之一。

在人工智能时代，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空间”有很大的影响。

在家庭教育作用日趋凸显的今天，年轻的家长们似乎尚未做好承担这份责任的准备，家长参与学生成长的模式存在“结构性缺陷”。孟母三迁、画荻教子、陶母以身垂范，乃至蒙台梭利教育理论中强调的环境创设等，都说明家长支持学生成长的重要性。

国际上已经有大量实证研究证明，无论是家长参与学生学习，还是家长参与学生生活，都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发展，例如杰恩斯运用元分析的方法，对近年来的52篇国际研究中六-十二年级的超过30万名的学生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家长参与对中小学学生学业成绩、学习动机、学习兴趣等方面均具有显著的影响。

但具体到我国家庭教育实践中，家长无论是在整体参与程度，还是在参与方式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

早在2007年，中日学者联合开展的《世界五大城市五年级学生学习调查》报告中显示，北京学生课外家庭补课时间为131.6分钟，而东京、伦敦、赫尔辛基和华盛顿DC同龄人补课时间分别仅有101.1、74.1、68.2和62.6分钟；并且，76.6%的北京学生主要学习内容为英语、奥数、作文等“学术项目”，而赫尔辛基、伦敦和华盛顿DC三城市学生补课内容的前3项无一例外是体育、音乐、舞蹈等“非学术”项目。

无独有偶，北京师范“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团队于2017年对我国58837个四年级家庭、48147个初二年级家庭和14652个高二年级家庭家长参与模式进行调研。数据结果显示，分别有24.2%，43.2%和62.7%的小四、初二、高二年级学生表示家长很少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以四年级为例，家长会积极参加与学生学习及学业发展相关的各种活动，例如63.5%的学生会问家庭作业，55.7%的学生会做功课。相比之下，家长陪同他们去动物园、博物馆、科技馆等地方的家长仅占27.7%。

在幼儿的早期，有一大批父母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检查作业和监督学习上，把家庭教育当作一种扩展学校的知识教育方式，忽略了学生的生活经验、社会学习的积累，也忽略了好奇心、求知欲、国际视野和人文情怀。

父母是否应该更加重视孩子的学业，或者更加关心他们的孩子的生命？研究小组资料分析表明，各阶段的研究成果存在差异。

从小学开始，数据显示，父母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而且关心他们的生活，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都很重要，但是到了高中，他们的成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加拿大的迪斯兰兹和克劳蒂亚的一组调查表明，在15岁左右的孩子中，父母的介入被广泛地视为一种“私人”的行为，不应与学校的日常生活有太多的关系：60%的学生想要父母的陪伴，86%的学生想要父母给他们提供建议，71%的学生想要父母和他们一起讨论电视节目，相比之下，只有33%的学生想要父母的帮助。

然而，在教育资源供给、内容规划、教养方式选择、亲子关系构建、树立良好的典范等方面，目前绝大多数父母所能给予子女的教育资源、教育内容的规划、教养方式、建立亲子关系、树立良好的典范，都离真正实现“以家庭教育为主体的教育体系”的目标，仍有很长一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