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家庭教育可以说是近代家教的一个传说：梁启超出生在偏远乡村的一个贫苦人家，他不但个人的成绩卓著，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风云人物、学术大师，同时也教导得当，被誉为“一门三院士、九子均是才俊”。

与其只满足自己的愿望，还不如满足自己的愿望。家人是人的终极防御，却又是世界上最为棘手的一种感情。

抛开梁启超的教学内容与方法不谈，单从他送给儿女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对儿女的关爱。

到现在为止，他已经看到了400多封寄往世界各地的子女的来信，而且往往是在第一次信件发送之后，又是另一次。在这封信里，他向孩子们详细地介绍了他的近况、他所经历的一切、他的思想和感受，就像是老朋友的谈话一样，有时还会开一些幽默的笑话。

在梁启超的信件中，他最常写信的是大闺女梁思顺，他喜欢叫她“宝贝思顺”，“大宝贝”，而次女梁思庄叫她“小宝贝”，而梁思成和梁思永，却被人取笑为“不甚宝贝”。

1912，梁启超在日本结束了在日本的放逐生涯，将自己的爱女梁思顺留在日本，并回国参加国家事务。每当他心情低落的时候，他就会写一封信，说：“有我的宝贝闺女在身边，我就会忘记他的一切。”“有你的书信，是我唯一的乐趣。”他对思顺的爱，是发自内心的。得知思顺为了尽早结束学习过于刻苦，他马上写了一封信，警告他千万不要因为急躁而生病，直接称自己的闺女为自己的生命。

有时候，梁启超也会在信中与思顺开玩笑，有一次他“抱怨”说：“忠忠、庄庄两个天天撒泼，要我带他们逛北戴河……我被他们磨不过，已经答应了……你们这些孩子们，实在难缠，一个个长大了，越发成群结党来打老子主意了，你当老姊姊的都不管管他们吗？”

作为长女，梁思顺的身份是多重的，除了父女关系，她与梁启超更互为精神上的知己。梁启超对女儿的关心直接而热烈，相较之下，他对儿子的关爱则更为深沉。1923年，梁思成因车祸住院，梁启超郑重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要他利用这段时间，在医院好好诵读经典之书，于忧患中成长。1928年，梁启超曾写信给思成，为其筹划留学回国后的职业，没想到思成回信竟不提及此事，对老父的操心不回应。由于思成已成年，不好直接去信批评，梁启超又写信给思顺，让身为长姊的思顺“责备、教导他一下”，还颇有几分失落地分析说，“根本就是（思成）来信太少”。

梁启超在晚年生病，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写了一封信：“你这几个小家伙，三个星期都没收到我的来信，三个星期没收到我的来信，我也不觉得意外。我在这里住了三个星期，如果不写封信，你就会发牢骚了。”梁启超第一次关心他们，就让他们感到亲切。梁启超的性格与中国传统的内敛“严父”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他的思维具有现代性和激情，善于表现而又不会有任何的保留。尽管天南海北，但彼此间的直接和经常的感情沟通，却让久别重逢的家庭变得更加团结。

梁启超身为中国现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教导儿女时，很注重知识，所以他把思顺送到日本去读书，不仅给他找了一批老师，还给他安排了一些教授，教授的课程涵盖了西方的各个领域，这并不是为了做学术，更多地是为了理解和理解世界。

他还注意利用儿童“传帮带”的功能，例如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九日、十一月十一日写给思顺的书函里，思顺要负责监察思诚的学习，若有长进，必赏一套仿宋版的《四书》。梁启超经常购买旧书字画，自己阅读欣赏，以做为赠与奖品，同时也是一种对传统文化与美学的指导。

如果仅做到了重视知识性学问，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也只不过是“学校教育的延伸”而已，从书中收录的写给子女的信件、教育文章中能够读出的是：他实际上是在借助所有叙述表达的机会，向孩子们传递自己的人生态度、理念，夯实教育的基础“修身”，处处渗透着儒家文化的气息。张文江教授表示，在近代的人物中间，梁启超会通“儒释道”三教而归宗于儒，其做人做事有其鲜明的特色，其实就是《易经》所说的自强不息——这也是梁氏家庭教育的根本。

比如，他对子女说：“我自己常常感觉要拿自己做青年人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兄弟的模范。我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对人格、道德修养的重视使他认为这些乃是“做人的基础”，只有“先打定了”，才能接下来谈做学问。梁启超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修身之道，做到了如是说、如是行，修身即生活即教育。

在梁启超生命的最后四五年，1925至1929年初，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但笔耕不辍、不时演讲之外，仍主持清华研究院，出任北京图书馆、京师图书馆馆长，创办司法储才馆等。在此阶段，他将传统的修身之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对孩子们总结出了“得做且做”主义：“你们别要以为我心境不好，我现在讲学正讲得起劲哩……我总是抱着‘有一天做一天’的主义（不是‘得过且过’，却是‘得做且做’），所以一样的活泼、愉快。”

梁启超将学习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方法，注重“熏染陶镕”的学问，尽管他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有所用，但是他强烈地抵制这种灌输的教学方法。他反复叮嘱思顺，让他在周日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地玩一玩，多运动。梁启超曾在海外求学时，曾担心梁思成“逐渐走向荒凉的道路”，便写信告诉他，他很高兴思诚能象以前那样“生机勃勃”。梁启超的家教可以说是一方面注重知识，另一方面也是对其所造成的生命损失始终抱有戒心。如果说古人说的好，读书最重要，就是要学会游泳，要学会自己，这就是梁启超在教育孩子们学习上所下的一个特别的指示。

与许多家长竭尽全力给子女营造良好的生活条件相比，梁启超更注重对儿女的关怀，时时教育他们要在苦难与挫折中不断地长大，从而锻炼他们的心智和品格。1916年，梁启超和蔡锷一起筹划“护国运动”，以对抗袁世凯。但他又觉得这也不是坏事，向思顺道：“我一族数十年来，最引以为傲的，安能因血腥而失了我的本分？”他还说，就算自己运动胜利了，也不要当官，免得儿女容易变成花花公子，失去自己的抱负和独立。在这种教育和思想的引导下，梁家人的子女都是勤学苦练，节衣缩食，到了后来，梁启超劝他们不要过穷。

梁启超教导子女的心态是和平的，读书没有尽头，所以永远不会有厌学的心态，一旦感到无聊就会倒退。“不过，未来的成就，取决于你的天赋。”梁启超亦十分重视子女的爱好与才干，思庄在美国求学，由于子女中懂得自然科学的人比较多，梁启超原本想让她去学生物，可是思庄在学了好久之后，仍无兴致。梁启超听到这个消息，反倒是给她写了一封信，让她依自己的爱好去选，思庄从此就是一位藏书家。邓秉元说，在古代，孔子对“儿子”的概念，就是把“亲情”联系在一起，而“克制”。它不以子女与父亲的身份依赖为前提，但必须保持其独立性。没有了人格的独立性，任何关于生命，自由，甚至是关于人性的任何东西，都是无用的。“这是我们在重新审视传统家族道德时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这一特点，在梁启超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表现。”

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归纳和归纳，仅靠“言传身教”和“以身作则”还远远不够。他是一位深受儒家文化和修身思想影响的当代文人，他在自己的家庭中完全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引导；又是一个最富有感情的人，与一个与人平等的心灵始终保持着真诚的沟通。